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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彩学术】第四期|区位导向政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时间:2026-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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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论文推介

作者:吴迪[1,2]、包玉香[1]、王会宗[3]、张凤兵[1](通讯作者)

[1]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3]山东大学反垄断与规制研究中心

刊发期刊: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89 (2026)

论文全称:The impact of place-based policy on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

摘要:中国小农农业虽能保障产量,却引发了严重的农村生态退化,制约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AGTFP)的提升。为应对这一挑战,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区位导向型政策应运而生,但这些政策对AGTFP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仍缺乏严谨的因果证据。本研究基于2006-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时变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表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AGTFP,增幅达7.1%;这一改善主要由农业技术进步、规模化经营及产业集聚三大机制驱动;政策效果在欠发达地区和非主产区更为显著,凸显了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的重要性;基础设施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投入进一步放大了该政策的正向效应。研究结果证实了区域导向型干预政策在推动农业绿色化和规模化转型中的有效性,并强调需配套协同支持措施以最大化政策效益。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中国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在耕地资源稀缺的约束下,小农农业通过大量投入化肥、农药、农膜等中间品实现了显著发展,但长期“投入驱动”的粗放模式导致农业系统碳排放剧增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国正系统性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绿色转型离不开政府干预或国家政策支持。区位导向型政策已被证实对目标区域的资本投入、产出水平和生产率有积极影响,且存在地理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农业产业园或试点区政策能抑制农业碳排放或提升AGTFP。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试点政策以支持农业绿色转型; 2010年起分三批在283个地区开展“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试点,作为典型区位导向型农业政策,聚焦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等目标,致力于发展绿色低碳可持续农业。

本研究旨在解答该政策是否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主要机制这两个问题,遵循“理论→机制→实践”的逻辑,在构建相关理论分析框架、深化机制分析、提供实证参考等三方面具有贡献,为农业试点政策设计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可借鉴的政策经验。

二、主要内容和结论

本文围绕“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这一区位导向政策如何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采用2006—2020年中国23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时变双重差分(DID)模型进行因果推断,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强度DIDBacon分解、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以及剔除省会城市样本等多种稳健性检验,验证基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其次,识别并验证农业技术进步、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集聚三条传导路径;最后,从地理区位、地理分界线和农业功能区等多个维度考察政策效果的异质性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农业基础设施与绿色金融的协同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第一,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建立显著提升了AGTFP,增幅达7.1%,且政策效应具有长期可持续性,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强。第二,政策效应主要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集聚等三条机制实现。第三,政策效果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胡焕庸线西侧以及非粮食主产区更为突出,表明后发地区具有更强的绿色转型追赶效应;同时,该政策有效缓解了粮食主产区的绿色发展压力,两项不同目标的区位导向型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第四,农业基础设施和绿色金融的协同投资能够显著放大该政策的正向影响,表明外部配套条件对政策效能的发挥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构建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影响AGTFP的理论框架,将区位导向型政策与AGTFP的关联性纳入统一分析体系,拓展了农业试点政策评估的理论边界。第二,突破单一政策效应分析的局限,既揭示了政策效果的区域异质性,又系统考察了农业基础设施与绿色金融的协同调节效应,为发展中国家实施系统性治理提供了新依据。第三,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起“政策设计—执行机制—绿色效益”的完整分析链条,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强化了因果识别的可信度,为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区位导向型政策干预实现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迁移的经验证据。

三、政策启示和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积极推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区位导向型政策,将其作为推动以小农主导的发展中经济体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制度创新。政策设计应聚焦两大核心功能:一是创新农业生产模式以推广绿色农业技术,二是重构农业制度与组织以改革农业经营体系。通过建立区域性试点平台,发挥“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应对传统小农农业所面临的现代化挑战。

其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政策的实施应优先关注技术进步、规模经营与产业集聚三个核心方向。具体而言,应优先引入、创新和应用绿色农业技术,推动农业生物技术进展与环境友好型农业机械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并减轻环境压力;通过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缓解小农生产固有的低效率与高碳排放问题;应促进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延伸价值链,重点扶持地方特色农业与品牌农业发展,为小农户创造更多就业与增收机会。三者协同推进,实现“增产”与“降碳”的双重目标。

第三,实施区位导向型政策需采取能够应对区域异质性并协调多重政策目标的差异化平衡策略。政策支持应向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以及胡焕庸线西侧等欠发达地区适当倾斜,以缩小农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差距。粮食主产区应充分利用示范区与粮食支持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速绿色转型。为确保政策效能,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强农业政策目标的协同性,提高政策执行效率,避免因政策目标冲突导致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通过差异化方案设计与政策协调平衡,实现农业现代化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农业绿色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参照。